工会的风暴还没有完全过去，北大亚非所的“革命群众”又来揪斗我了。人们事总喜一窝蜂的方式，要么都不，要么都抢着。我现在又碰到了这一窝蜂。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以前，北大据教委（当时还叫教育或者教）的意见，成立了亚非研究所。校长兼党委书记陆平亲自找我，要我担任所长。其实是挂名，我什么事情都不。因此我同所里的工作人员没有任何利害冲突，我觉得关系还不错。可是一旦我被“打倒”所里的人也要显示一下自己的“革命”或者别的什么，决不能放过批斗我的机会。这算不算“落井下石”呢？大家可以商量研究。总之我被揪到了燕南园的所里，行批斗。批斗是在室内行的，屋不大，参加的人数也不多。我现在在被批斗方面好比在老君八卦炉中锻炼过的孙大圣，大世面见得多了，小小不然的我还真看不上。这次批斗就是如此。规模不大，号声不够响，也没有拳打脚踢，只坐了半个气式。对我来说，这简直只能算是一个“小品”很不过瘾，我颇有失望之。至于批斗发言，则依然是百分之九十是胡说八，百分之九是罗织诬陷，大约只有百分之一说到上。总起来看平不。批斗完了以后，我轻轻松松地走回家来。如果要我给这次批斗打一个分数的话，我只能给打二三十分，离开及格还有一大截。

这样的经验，有过多次。自己觉得，并不保险。为了彻底解决，本解决这个主要矛盾，我必须有长久之计。我于是就想到锻炼双。我下定决心，每天站在台上行锻炼。我低弯腰，手不扶膝盖，完全是自觉自愿地坐气式。我心里数着数，来计算时间，必至汗而后止。这样的育锻炼是古今中外所未有。如果我不讲来，决不会有人相信，他们一定认为这是海外奇谈。今日回想起来，我真是哭

这样的批斗接二连三，我心中思起伏，片刻也不能平静。我想得很多，很多；很远，很远。我想到我的幼年。如果我留在乡下的话，我的文化平至多也只是一个半文盲。我们家里大约只有一两亩地。我天天下地劳动。解放以后还能捞到一个贫农的地位，可以教育知识分了。生活当然是清苦的“人生识字忧患始”我可以无忧无患，多么舒服惬意呀！如今自己成了大学教授，可谓风光已极。然而一旦转为“反动权威”则天天挨批挨斗，胆战心惊，上还不知上了多少帽，前途未卜。我真是多么后悔呀！造化小儿实在可恶之至！

我坐气式，这就是对我最大的安，我真是恩德了。

在一次东语系的批斗会上—顺便说一句，这样的批斗会还是比较多的；但是，据生理和心理的原则，事情太多了，印象就逐渐淡化，我不能都一一记住了—，我瞥见主斗的人中，除了新北大公社的熟悉的面孔以外，又有了对立面井冈山的面孔。这两派虽然斗争极其激烈，甚至动用了长矛和其他自制的武，大有你死我活不共天之势。然而，从本质上来看，二者并没有区别，都搞那一极左的东西，都以形而上学为思想基础，都争着向那一位“红女皇”表忠心。现在是对“敌”斗争了—这个“敌”就是我—，大家同仇敌忾，联合起来对我行批斗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。有一次斗争的主题是从我被抄走的日记上找的一句话：“江青给新北大公社扎了一针吗啡，他们的气焰又涨起来了。”这就犯了大忌，简直是大不敬。批斗者的理论平极低—他们从来也没有过—，说话简直是语无次。我坐在气式上，心里无端产生卑夷之。可见我被批斗的平已经猛增，甚至能有闲情逸致来评断发言的平了。从两派合我想到了自己的派。日记中关于江青的那一句话，证明我的派有多么顽固。然而时过境迁，我认为对之忠贞不二的那一派早已同对立面携起手来对付我了。我边坐气式，边有忿忿不平了。

这样的后悔药没有什么用，这一我自己知。我下定决心，不再去想，还是专心致志地考虑前的境为佳，这样可能有实际的效益。我觉得，我在当时的首要任务是锻炼。这锻炼不是一般的育锻炼，而是特殊的锻炼。说明白一就是专门锻炼双。我分析了当时的矛盾，认为最主要的矛盾是善于坐气式，能够坐上两三小时而仍然能持不倒。我在上面已经谈到过，倘若在批斗时坐气式受不住倒在地上，其后患简直是不堪设想。批斗者一定会认为我是故意捣，罪上加罪，拳打脚踢之外，还不知用什么方法来惩罚我哩。我必须持下来，但是持下来又是万分不容易的。坐气式坐到半个小时以后，就到腰酸痛，浑汗；到了后来，直晃悠，脑袋在发，前发黑，耳朵轰鸣。此时我只能咬牙关。我有时也背语录：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胜利！”我的潜台词是：“下定决心，不怕苦痛，排除万难，去争取不要倒下！”你别说，有时还真有效。我持再持。到了此时，台上批斗者发言不多么激昂慷慨，不声音多么“打倒，打倒”的呼声不多么惊天动地，在我听起来，只如隔山的轻雷，微弱悠远而已。